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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的历史类型、现实模式和未来发展

http://www.0431ny.com      2007-1-24      农业投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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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理念及实验活动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以知识分子为先导、社会各界参与的救济乡村或社会改良运动,是乡村建设救国论的理论表达和实验活动。乡村建设学派的理念及实验,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和实践宝贵的思想材料和历史经验。

    我国的乡村建设运动兴起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当时参加这一运动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多达600多个,建立各种试验区1000多处。有学者认为,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是“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建立公共卫生保健制度以及移风易俗等措施,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的‘民族再造’(晏阳初语)或‘民族自救’(梁漱溟语)” 。这个判断既概括了乡村建设的性质,也说明了当年乡村建设的内容。用今天的眼光反观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其中的七种模式至今仍然有很大影响。

    1、晏阳初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衡山和新都的实验,当年被称之为定县模式或“青年会式” 。晏阳初和他的“博士团”在定县认真进行社会调查,诊断出当时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病症,然后采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大方式,来推行“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同时推广合作组织,创建实验农场,传授农业科技,改良动植物品种,创办手工业和其他副业,建立医疗卫生保健制度;还开展了农民戏剧,诗歌民谣演唱等文艺活动。

    2、梁漱溟及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荷泽和济宁的实验,被称为邹平模式或孔家店式,一度成为全国乡村建设的中心之一。其办法是:把乡村组织起来,建立乡农学校作为政教合一的机关,向农民进行安分守法的伦理道德教育,达到社会安定的目的;组织乡村自卫团体,以维护治安;在经济上组织农村合作社,以谋取“乡村文明”、“乡村都市化”,并达到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大联合,以期改造中国。

    3、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实验——北碚模式。卢作孚走的是实业救国的路子,他以民生公司为后盾,在抗战期间的重庆北碚开展了乡村建设实验。十几年间,他带领村民修建铁路、治理河滩、疏浚河道、开发矿业、兴建工厂、开办银行、建设电站、开通邮电、建立农场、发展贸易、组织科技服务等,又重视文化、教育、卫生、市容市貌的建设,使北碚在短短的20年间,就从一个穷乡僻壤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化雏型的城市。

    4、黄炎培、江恒源等人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徐公桥、黄墟、善人桥、沪郊的实验区——徐公桥模式。黄炎培等注重乡村改进,于1928年4月成立了徐公桥乡村改进会,制定章程,使之成为改进乡村的唯一机关,主持改进事业的重要团体,然后在它的组织下,实施乡村的普及教育,推广合作,改良农事、提倡副业和推行新农具,建设道路、桥梁、卫生等公共事业等。

    5、高践四等人和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无锡(黄巷、北夏、惠北)的实验——无锡模式。该模式首先从事乡村教育,包括设立民众学校、建设乡村小学、举办青年学园和训练班;其次,成立乡村自治协进会,开展地方自治,进行民众教育与保甲合一的实验;第三,指导农事和进行农业推广,与江苏省农业银行无锡分行合作设立北夏农民借款储蓄处和惠北农村贷款处流通金融;第四,推进农民合作,发展家庭副业,建设农村公共卫生等。

    6、淘行知和中华教育改进会创办的晓庄学校——晓庄模式。淘行知创办的晓庄学校不一样,他积极支持师生的民主革命活动,声援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最终被国民党当局所关闭。

    7、国民党中央部门如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青岛市政府乡村建设办事处,地方政府和国立中央大学的参与以及主办的江宁、兰溪实验县和青岛郊区的实验等。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创造的平民教育理念、农民合作理念、群众参与理念,以及公平土地制度、推广农业技术、发展家庭副业、建设乡村道路桥梁等公共设施,改善农村教育医疗条件等方面的探索,不仅影响了中国乡村经济社会的变迁,而且对当代世界农村发展管理理念和社会实践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贡献,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比如:罗斯福时代通过了以晏阳初名字命名的《晏阳初法案》,在美国推行他倡导的平民教育;里根时代评选20世纪最伟大的十位人物,晏阳初与爱因斯坦等齐名;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在日本翻译出版后,至今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在近现代我国乡村遭遇列强文化单向渗透和冲击的局面下,唯有中国乡村建设理念,反过来对世界近现代乡村发展产生了如此重大影响,这是非常值得总结的历史经验。晏氏所创造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要想“化农民”、必先“农民化”,“走出象牙塔、走进篱笆墙”等信条和理念,仍然值得今日的新农村建设者学习和借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乡村建设派为了交流和推广乡村建设的经验,研究和探讨乡村建设实验中的问题及改进措施,于1933—1935年分别在山东邹平、河北定县和江苏无锡连续三次召开全国性乡村工作讨论会,每次讨论会的论文都结集出版,由章元善、许仕廉、江问渔、梁漱溟等分别编辑,并经过中华书局印行了《乡村建设实验》(1-3集),汇集了乡村建设实验的工作总结及问题讨论,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和借鉴保留了异常珍贵历史资料。

    二、革命和建设时期共产党人领导的乡村建设及成就

    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以陈翰笙、薛暮桥等所代表的“中国农村派”对我国乡村革命和建设进行了艰苦探索;建国后,乡村改良运动被土地改革、互助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等一系列运动所代替,尽管有失误,但十多年间我国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取得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果辉煌,不仅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其中蕴藏的丰富理论营养对今天的新农村建设有重大指导意义。

    1、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以陈翰笙、薛暮桥等所代表的“中国农村派”对我国乡村革命和建设进行了艰苦探索

    在革命风暴的年代,“中国共产党提出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在革命根据地发布了许多土地革命的法令和论述土地革命的文献。在白区,也有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讨论农村经济问题,并为此进行大量的农村经济没调查,同帝国主义学者(以卜凯为代表)和托派分子,乡村改良主义分子等等进行的论争” ,争论的中心是“挽救农村经济破产的办法究竟是发展农业生产力还是改革农村生产关系,用改良主义的办法能不能发扎农业生产,使中国农村经济免于破产” 。从这里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建设一直站在历史的潮头,如根据地的分田分地、减租减息、组织农会、扫盲识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等。对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农村研究和实践总结的文章汗牛充栋,不赘述。

    中国农村派的乡村调查及其理念值得关注。1928年,陈翰笙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请,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他邀请进步青年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事农村经济调查,尔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且编辑《中国农村》月刊,刊登研究会会员的农村调查报告。改革开放初期,陈翰笙、薛暮桥、冯合法合编的了《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收录这一时期的文献。该书共分三辑,“比较系统地选录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到全国解放这一新民主主义时期内,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文件和法令,各个历史时期的领导同志、理论工作者和著名经济学家有关农村经济的重要论著,以及农村调查、农村实况报导(农村通讯)等文献资料” 。这些文献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我们今天创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体系的珍贵材料。

    2、农业纲要四十条,是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纲要的实施,带来了我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查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以下简称汇编) ,我们发现,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毛泽东主席1955年9月和12月分别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所写的两篇序言。毛主席认为,“在几万万农民中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汇编上P504),“群众已经看见了自己的伟大前途”(汇编上P506)。完成了农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接下来是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农村建设。1955年11月至12月,毛主席在杭州和天津分别会见了15个省委(自治区)书记,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1956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召集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十七条),这则通讯指出,纲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指出一个远景(汇编P526—527)。这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即在十七条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四十条(以下简称“农业纲要四十条”)。两年后“农业纲要四十条”修正草案出台,其中在第三十七条动员“发挥复员军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积极性”。农业纲要四十条是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但文化大革命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

    3、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新兴起

    新乡村建设的再次兴起,源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非常重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同时期党的历史文献有五篇专门讲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詹成付,2005.12):1979年9月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有计划地发展小城镇建设和加强城市对农村的支持”;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号召国家设在农村的一切企事业单位,“为促进商品生产发展、加强工农联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新的贡献”;要求“按照中央的部署,……带领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团结亿万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1984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批转的《全国文明村(镇)建设座谈会纪要》提出了“文明村建设的总的要求和目标”,要求“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认真加强思想建设、文化建设、民主建设、道德风尚建设和村容村貌、公益事业建设,……把农村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农村”;1991年11月29日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了九十年代建设新农村的总目标:……逐步实现物质生活比较丰裕,精神生活比较充实,居住环境改善,健康水平提高,公益事业发展,社会治安良好;1998年10月14日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使用了“建成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概念,并规划了从那时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奋斗目标。

    我们认为,这一时期的新农村建设,可以看成是对二元体制和政策的一次矫正,是中国新乡村建设的第一波。它是以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为中心的经济制度及利益格局的重构,以提高农户和村集体的生产经营能力为出发点,以发展农业、乡镇企业和建设小城镇为基本内容,并且与撤销人民公社三级体制、恢复和重建乡镇人民政府、实行村民自治制度等基层组织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的。20多年的改革发展,奠定了我国农村总体小康的制度和物质基础,造就了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的起点。

    三、新世纪统筹城乡背景下新农村建设的形态、区域差异及时代特征

    新世纪,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和一系列“三农”新政策的实施,事实上推动了我国多种形式的新农村建设,在学术研究、民间实验以及政府推动等三种形态中,政府推动的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而呈现区域差异。

    1、我国新农村建设大致上有三种形态,各自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学术研究形态的新农村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国内外学者对中国乡村建设研究重新兴起,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乡村建设运动史、人物传记及文集整理。如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吴相湘的《晏阳初传》,梁培宽的《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凌耀伦、熊甫的《卢作孚文集》,中国社科院《陈翰生集》等,这些研究记录了乡村建设不同派别代表人物的生平、理念、实验活动和理论认识。(2)对近现代中国乡村尤其是华北和江南农村经济社会变迁研究。如[美]黄宗智的《中国乡村研究(1-3辑)》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等,弗里曼等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费孝通的《江村农民生活变迁》等。这些研究中关于“中国近代农业经济落后主要是广义的技术上落后”;“内卷化”“过密化”导致了农村“没有发展的增长”;应当培育乡村市场和发展乡村工业等认识,对我们总结和创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体系有重要参考价值。(3)农村改革发展的理论和政策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重视当代“三农”问题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是我们创新理论的基础和起点。(4)对新的历史时期在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地方政府推动的新农村建设的实证研究,作者及其学术团队一直重视中国新乡村建设研究,于一年前出版了中国新乡村建设系列丛书,参与了中国新乡村建设研究的“大合唱”,也自己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研究形态的新农村建设从历史经验和管理理念上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借鉴。

    第二,民间实验形态的新乡村建设提供实践经验。民间实验形态的乡村建设仿效晏阳初、梁漱溟当年的作法,其主要内容包括开辟新乡村建设试验基地、农民综合培训与专题培训(如合作社骨干培训)、推广农业新技术、发展老年人协会、创建秧歌队和腰鼓队等文艺组织,以及有关高校和学生社团开展的大学生乡村行动如农村调查研究、法律咨询和农民维权活动等。其中比较有影响如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农村治理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河北省定州市东亭镇翟城村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河南兰考的乡村建设试验,有关高校学生社团开展的乡村建设活动。民间实验形态的乡村建设在激发农民参与热情、培育农民合作精神、传授农民新技术以及组合社会力量参与等方面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第三,地方政府推动的新农村建设。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背景下,借助“三农”新政策和新一轮制度创新的动力,多种形式的乡村建设在我国各地兴起,比如,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现代化示范村建设、精神文明村建设、生态文明村建设、扶贫新村建设,万村整治、千村示范,五有进农家等等。地方政府推动的新农村建设其范围之广泛、内容之系统、工程之浩大前所未有,是目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2、地方政府推动的新农村建设已初见成效

    作者曾于2006年3月发表《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形态、范例、区域差异及应讨论的问题》 ,根据自己的实地调查归纳了六种案例,即:(1)江苏全省开展农村草危房改造、改水工程、公路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等惠及千家万户的五件实事,客观上拉开了新农村建设的序幕,正在不断改变着农村面貌。(2)苏南农村现代化建设试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耕作机械化、农艺科学化、经营规模化、服务社会化、农民知识化”试验开始,发展到今天的“农田向规模经营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小城镇集中”和“城乡一体化”试验,成绩斐然。(3)浙江省从2003年6月启动的“万村整治、千村示范”工程,从治理村庄布局杂、乱、散,农村环境脏、乱、差等问题入手,按照布局优化、道路硬化、四旁绿化、路灯亮化、河道净化、环境美化的要求展开的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建设如火如荼。(4)四川省巴中市扶贫新村建设,即以改居、改厨、改厕、改水、改电、改路,建池、建园(庭院经济)、建家(家庭工副业)等为内容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建设,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农民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5)海南省以“建设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培育生态文化”的文明生态村建设,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海南人把这种发展模式称之为绿色小康模式,与苏、浙地区的金色小康模式相对应。(6)广东省从基层组织建设切入,开展了一系列创建活动,如肇庆市实施的“千村生态文明工程”,德庆市农村的“五改、五有”,徐闻县“千官扶千村”所进行的“四通、五改、六进村活动,阳江市以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为核心、以村容村貌整治为重点和以培育农民“勤劳自强互助”精神为支撑的新乡村建设。

    3、地方政府推动新农村建设显示出极强的区域差异和时代特征

    第一,发达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是城乡一体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为城市工业文明辐射下的新乡村“五化”建设的大趋势。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是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以工业反哺育、城市支持为条件,以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各类工程为抓手而展开的。区域经济地理优势、经济实力和财政支付能力优势,特别是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成熟时期,使这些地区开始出现逆城市化现象,促使村落经济社会加快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分化明显。我们将目前长三角村落划分为五种类型,即现代农业型村落、现代工业型村落、产业集聚与专业市场型村落、古村落(旅游经济型)、山区(少数民族聚居)贫困型村落。城乡统筹战略和“三农‘新政策作用在这些不同基础的村落,构成了长三角农业产业化与组织化、乡村工业化、村落集镇化或社区化、农民生活方式市民化、基层治理民主化的大趋势。

    第二,欠发达地区的新乡村建设是以改造、建设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基础设施为基本内容,以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等建设项目为载体,以扶贫新村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村(或生态文明村)创建的活动为内容而展开的。比如改水、改厕,通电、通路,农田标准化建设,异地扶贫,合作医疗,养老保险制度重构等。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综合开发和文化建设,改变了欠发达地区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激发了农民的热情,提升了这些地区农户和村集体的收入能力。

    第三,海南省的文明生态村建设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域风格,给人以深刻启迪。(1)它是以自然村为单位的普遍的创建活动,并不强调农民向中心村、社区或小集镇集中,避免了拆迁对传统民居乃至传统文化的破坏;(2)注意片区联合创建,若干个自然村或若干行政村连成一片,合理规划并建设中心社区,节约和共享资源;(3)在投入上注意发挥公共财政、农民自酬和社会捐助等多方面的积极性;(4)绿色小康模式与金色小康模式相应生辉,与全球生态村联盟等所针对过度工业化、城市化的生态危机,为长期在城市且厌倦了城市生活的人服务,或专为逃避城市生活服务建立的生态村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四,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农民、村社、社会各界和政府的参与。新农村建设不单是知识分子倡导的社会改良和实验,不单是农民的自发行为,也不单是政府的一相情愿,发挥政府、社会和农民三方面的积极性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因此,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工业反哺、工农互促、城乡互动、和谐发展等,应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最鲜明时代特征。

    综上: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背景下,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总称。它继承和弘扬了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改造、建设和发展乡村的理念,又大大超越了乡建学派针对农民愚、贫、弱、私等四大病害的救济乡村运动;它承接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以及新时期农村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建立在初步工业化和总体小康基础之上的农村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

    四、新农村建设的未来发展及其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未来的发展中,因地制宜、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建立公共财政供给与私人和村社自愿供给相结合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重构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及其利益格局,培育和造就新型农民,整合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组织资源等最具紧迫性。

    目前,议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文章铺天盖地,大致有四种情况:一是赞扬新农村建设如何顺潮流、合民意,势在必行……;二是地方主官讲新农村建设规划、措施;三是介绍新农村建设经验,因为新农村建设内涵丰富,把20多年农村改革发展的成就纳入到新农村建设的框架中也无可非议,但是,这样的宣传似乎让人觉得社会主义新农村一夜之间已经建成,还是令人担忧的;四是各种各样的提醒和忠告,比如:新农村建设应该建立在现有的自然村之上(林毅夫,2006.3);新农村建设不是新村建设(韩俊,2006),新农村建设要少谈模式多做实事;新农村建设要量力而行;新农村建设要节约土地……。我们认为探讨和解决下列问题更有紧迫性。

    1、新农村建设不能没有新村建设,新村建设既不可能都建在自然村,也不可能都建成中心村或农民社区,因地制宜、模式多样、量力而行、科学发展是基本原则。典型案例告诉我们:类似于海南工业化、城市化不足、人口密度较小、土地相对富足的地区,不可能象长三角等发达农村那样“三集中”;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长三角,已经迈进了城乡一体化的门槛,也不可能再回到以自然村为单位来建设新农村。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布局必须因地制宜,建议把新农村建设规划已纳入到城乡一体化布局的大格局中通盘考虑、整体规划。浙江、苏南一些地方已先行一步,他们的做法值得借鉴,如:对自然村实行萎缩管理、不再批建民居;在中心村或农民社区,农户由修建独立式别墅逐渐转向修建公寓式楼房,以行政村为单元的规划逐渐被以县为单位的城乡一体化总体规划所取代等。尽管中等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地矛盾等还未达到长三角那样的程度,但应该未雨绸缪。即使以自然村落为单位建设新农村,也应该象海南那样,联村联片规划,充分考虑节约资源和发挥公共设施的效益。

    2、用“几个一点”的方式筹集新农村建设资金的做法具有道德性而没有制度约束;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绝不可能大包大揽,探索并建立农村公共品公共财政供给与私人和村社自愿供给这两种基本模式及其互动机制是出路。财政投资一点,挂靠单位支持一点,社会力量捐助一点等办法,具有道德性而没有制度性,不能继续沿用“人民事业人民办”的方式筹集新农村建设资金;“公共财政阳光普照农村”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我们认为,在一定时期内,公共财政供给是主体,私人供给和发挥村社集体供给的作用是补充,探索建立公共财政供给与私人和村社自愿集体行动相结合的体制和机制非常急迫。建立这种协调机制,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①公共财政供给和私人自愿集体行动分别是在什么力量推动下不断发展演化的?②为什么农村改革中相同制度安排却导致了农村公共品供给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演进路线?如,有地方农村公共品自愿供给模式能够生根发芽,并演化成重要的社会力量,而另外一些地方则不存在这样的“土壤”?③收入水平对公共品供给模式选择是重要的,但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产权明晰以及农村市场秩序的拓展,可能是原动力。

    3、新农村建设首先遭遇农村土地资源和农民权益保护问题,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及其利益格局重构不可避免。新农村建设中的土地问题演化为四种趋势:(1)基础设施建设占地、土地整理、农业综合开发以及合村并组等因素,冲击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利,现行农村土地制度运行越来越困难:干部说不清楚“30年不变”到底指什么?农民说不清楚土地到底要不要调整?专家说不清楚农民集体所有到底归谁所有?法律说不清楚如何保护农民土地权益?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要求将越来越迫切。(2)中心村或农民社区建设,旧村改造拆迁、宅基地复垦等方面的区域差异和时间差异,严重冲击农村现行的宅基地制度,一户一宅、无偿使用、不得买卖和抵押等规定,与市场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相背离,严重侵害农民的财产权利,诱发农民宅基地纠纷,改革势在必行。(3)农业生产需要和生态环境压力,迫使政府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地荒”确实已成为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满足建设用地需求与保护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将变的更加激烈,允许农村非农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条件已经成熟。(4)农村土地制度极易受到政策调整的影响,加剧了政策与制度的摩擦,比如: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和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新政策,引发了农民对以往征地、拆迁补偿的追诉,以及对集体零散土地确权到户的要求;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在2002-2003年达到高潮,非农产业发达的地区,土地流转面积占土地承包总面积的30%左右,但从2004年实行“三项补贴”和“一减免”的政策后,转出土地大面积回流,苏中某县2005年比2004年土地流转面积减少了20.9%。农村土地制度配套改革及其与政策联动越来越显的重要。

    4、新农村建设亟需有效整合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及其与乡村政治、文化类组织资源。我国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迅速崛起,包括五种类型:一是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主要形式有土地股份合作社、资本型股份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造型股份合作社;二是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能人和大户带动型、农技部门牵头型、农业龙头企业联结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中介型、基层供销社改造型等;三是专业(行业)协会,有经营性专业协会和服务型专业协会之分;四是各种经济联合体,如种植养殖型联合体、加工型联合体、经销型联合体等;五是当前长三角农村富民合作社的发展,它的产生源于村级有组织地批量非农开发利用集体土地,地方政府给农村集体划出一定数量的非农建设土地,村集体联合富裕成员以资金入股,建立(资本型)股份合作社,用农民联合投资的形式,开发土地、建设标准厂房和打工楼,向进入本村的企业和农民工招租,以此作为稳定村集体和农民收入来源的长效机制,因此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乡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快速发展,亟需研究解决两大问题:其一,作为一种政治权衡,有必要在支持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同时,允许合作经济组织之间的联合,用发展合作社联合社的办法,释放建立农会的要求,替代农会的作用。我们认为,中国农民组织化将是一条特殊的道路,当前,由专业合作——(走向)社区合作——(再到)合作社之间联合的趋势已露端倪,有可能象美国农场局一样,形成从联邦到州县的农场局体系,正常合法的表达农民利益。其二,根据我们的调查,我国农村存在类政权组织、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农民维权组织、民间社会文化组织等四大类组织,其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如何既允许、引导,又规范农民组织发展,有效整合农村各类组织资源,促进各种力量良性互动,形成农村基层治理的整体合力的任务,空前紧迫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5、培育和造就新型农民,整体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经验告诉我们,既要看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大量转移的必然性,也要看到,农业兼业化、农村劳动力素质退化的严重后果,哪些大量输出劳务的村落显现的凋敝现象足够我们警惕,培育和造就新型农民迫在眉睫。日本在经过了1960-70年代的经济高速度增长之后,曾经遇到农业兼业化、农业经营者高龄化和后继乏人的严重问题,于是在1993年颁布了《农业经营基盘强化法》 ,开始实施“认定农业者”制度。所谓“认定农业者”,即指那些在改善农业经营效率和扩大规模上有积极性的农业经营者,由市町村根据法律进行选择和认定,培养掌握现代技术的农业经营接班人。认定农业者可获得政策优惠和扶持,比如促进农地流动向认定农业者集中,在税收上、融资上给予优惠,可以参加有关经营管理培训等。这一制度值得我们在新农村建设中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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