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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新农村:一个世纪的梦想

http://www.0431ny.com      2007-1-24      农业投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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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新农村”是继往开来的伟大事业


  面对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温铁军先生就扼要地回顾了百年来中国农村建设的历程。显然,作为“三农”问题专家,这是他思考多年,了然于胸的问题。对最新一轮新农村建设,温铁军先生也有着深入的思考。

  张天蔚(以下简称“张”):最近,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构想,并为此在中央党校举办了由各省区市主要领导参加的专题讲习班。这是一次极其重大的战略安排,建设新农村也将成为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最重要的议题。
 
 
您长期研究“三农”问题,并有多年的农村建设实务经验,一定有独到的认识和看法。

  温铁军(以下简称“温”):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实际上是一个已经有百年历史的实践。

  中国在上个世纪的20到30年代,在民国经济史上被称为是“黄金经建十年”,那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比较稳定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资源相对短缺、人口相对膨胀的国家中,工业化是需要集中资源的,那么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往往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比较复杂,甚至比较尖锐。在这种情况下,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卢作福等一批中国早期的学者和企业家,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安定乡村、推进村民自治、推进合作社和村民教育,这些工作,应该说在中国的早期的工业化进程中是有着比较积极的作用的。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又有一次工业化加速。由于相对资源的集中,资源的占有数量的不平衡,又一次使社会矛盾呈现复杂的状态,某些局部地区出现比较尖锐的矛盾。在此背景下,我们从80年代后期,就开展农村实验。这些工作是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正规组织、指导之下进行的,几乎涵盖了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所有方面,其中有很多经验和教训。

  重大的战略转变是在2002年“全面小康”提出后,接着就提出了“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温家宝总理在“十六大”召开之后,表示过对农村形势的担忧,他说对于2020年全面小康大目标的实现,只剩下18年,其中难点和重点都集中在农村。

  现在,在全面小康的大目标之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指导思想。它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是与2020年全面小康大目标一致的。

  张:早年晏阳初先生参与的村民自治实验,距今天已经过去了70年,您现在重回翟城村,当初的村民自治是否还有痕迹?

  温:人们的记忆早已随着时间消逝了。2002年,我们过去,村中还有一些参与过当年的村民自治的老人在,但近两年,这些老人也相继去世了,能够保留完整记忆的人已经没有了。只是地名没有变,而当年的印迹已经没有了。

  张:建国以后的合作化、人民公社,也是一种形式的新农村建设。

  温:建国初期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实行工业化建设,是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历史的必然。当年以“人民公社”这种高度组织化的形式为载体,全面动员了全国的劳动力,在资本严重短缺的条件下,以劳动力不计代价的投入,完成了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最初的资本积累,那是一个中华民族全民奉献的英雄时代。

  张:我曾经有过短暂的农村插队经历,当时的农村的组织结构是将过去的结构完全打破后重新建立起来的。改革开放实行“大包干”,又把那时的结构打破,进行重新的建设。而您刚刚也提到历史上翟城村村民自治的痕迹,今天也见不到了。那么,现在的新农村建设,是否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温:很困难,新一轮的农村建设确实面临极大的困难。早年的实验有乡绅自治的基础,一些乡绅也可以学习一些别人的经验,比如,当时翟城村村民自治的主导者米春明,就把他的儿子米迪刚送到日本学习。1901年日本开始村民自治的建设,日本把本国的农业保护了100年,直到2001年,才允许外部的经济体进入日本农业。当然这种保护也有一定的副作用,但它完成了日本的新农村建设,并且形成后来的“日韩模式”。

  但无论有多少困难,新农村建设都是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媒体很容易把一个人包装成一件事的形象代表。某种程度上,温已经成为“三农问题”的形象代表。对此“美称”,温竟然坚决拒受,并反复强调知识分子是“配角”。

  张:您今天建立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地点上还是选择了河北的翟城村,名称也沿用了跟以前一样的名称,很有些接续前缘的意思。这些微观层面的具体操作,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大的战略目标之间的联系是什么?

  温:首先得做一点说明,我下面这段话请你们务必完整表述:

  我认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只是一种服务性的工作,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新农村建设的主导是政府。知识分子首先是要提供调查研究,以及中间所产生的感性认识,为政府服务。其次,是为基层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的农民,提供帮助。所以是配角,切不可摆不正位置。新农村建设是上下结合,是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之间的结合,参与其中的其他方面,特别是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有自知之明,要放低姿态,不要认为这件事我们能够起多大作用。

  这个问题不仅是我现在这样看,其实在早年,知识分子也是这样做的。

  早在清末的1904年,当年的农村改良就已经提出了“村民自治”。当时主要是乡绅自治,因为当时的中国农村的主要结构是地主/农民的结构。1904年河北省定县的翟城村,就由当时的乡绅米迪刚带领,开始了中国最早的村民自治的实践活动。1905年进一步发展成为农民合作社。1906年开始农村妇女教育。由此可以看出,村民自治、贫民教育、加强农村的治安管理等等,这些事业都应该归功于农村中的广大基层群众的创造力。

  直到20多年后,1926年,晏阳初先生留学归国回来,也是受米迪刚之邀到翟城村去的。由此可以看到,新农村建设的动力,首先来自于农村基层群众的需求和创造力。

  所以,希望媒体完整表述我的意思,因为很多媒体朋友以为这些事情是知识分子做的,其实不是,早年就不是,现在依然不是。

  张:回到具体的问题,您认为目前农村可以动员的资源是什么?

  温:这是一个很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单纯追求GDP的时期,只算经济资源,很少计算社会资源。因此,我们曾经把庞大的农村人口当成巨大的包袱,但在近几年开展的新农村建设实验中,通过组织“老龄协会”、“妇女协会”等实践发现,这些老人、妇女身上焕发的活力,是不可想象的。被组织起来的妇女们,敲起锣鼓、扭起秧歌时的精神风貌的变化,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力量会转化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实践表明,从文化建设、妇女教育入手,“包袱”也可以转化成经济上的积极因素,这是进行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内在的变化。

  张:那么可以动员的组织资源有哪些?你如何看待富豪回村当村官?

  温:富豪回村当村官不是坏事。有学者的观点是,村民自治就是社区精英自治。过去带头搞自治的乡绅,也是在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有余力,才会出来从事乡村的公共事务。现在,让人脉好、家中经济条件也比较好的人,如从乡村走出去的“富豪”、教师、兽医等,这样的人已经不是乡绅,而是社区精英,他们出来带动老百姓形成合作社和协会等,进行村民自治,这种管理模式是低成本的也是有效的。<<

  张:但有人担心富豪回村赎买政权资源的情况出现。他们会造福一方还是为害一方呢?

  温:富豪回村当村官,到底是造福一方,还是为害一方,就要看制度环境如何。过去乡绅治理中,也有劣绅。一般情况是,当国家或地方势力对乡村榨取过度,乡绅的余力不足以应对时,就会退出。这时就会有劣绅介入。劣绅介入的目的,是通过恶劣手段,在满足外部榨取的同时,还能中饱私囊。因此,外部的制度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信心来自党对农村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决策

  前几年,在谈起“三农问题”时,温表现出的更多的是忧虑,但近几年来,他表露出了更多的信心。温先生告诉张,自己的信心来自于党中央近年多次强调“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和“两反哺”的重要决策。

  张:我们注意到,前几年谈起“三农问题”,您表现出更多的忧虑,近两年来表露出了更多的信心。

  温:我的信心,来自于中央在近年六次提出了“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两反哺”思想的提出,是我由忧虑变为有信心的重大转折。以前提三农问题时,很难有相应的手段。现在不同了。首先是有了财力上的支持,近几年国家对农业的投入都是几百亿、上千亿元的规模。财政投入的提高,就意味着提高了农民的国民待遇。同时,国家也在强调,对农业的投资的方式要改变。胡锦涛总书记等领导都强调,要把对农村的投资投到村与家,投到基层去,去解决与农民息息相关的问题。比如,国务院扶贫办就已经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由农民参与的组织,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对扶贫资金的分配。农民参与,就能知道农民需要先铺路,还是先引水,那么相应的资金就先投到迫切需求的地方。他们以整村推进的方式,解决整个村子的贫困问题,非常有效,这种方式就非常好。

  张:北京市在做“村村有大学生”的活动,您怎样看这样的动作?

  温:是好事!目前,农村不仅存在生产力三要素,即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的流出,人才也在流出。也就是说,现代经济的四要素都在流出。

  北京市率先做出“村村有大学生”的动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最难回流的一个要素回流,这使我特别振奋。政府用“看得见的手”,用财政资金予以支持,安排大学生到基层就业,是非常令人振奋的一个举措。

  张:您认为多长时间内可以初见眉目?以您对新农村的标准来说。

  温:时间可参照日韩来看,他们搞了十几年、二十几年,时间都不短。

  我们的新农村建设多长时间可以见效,首先取决于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在多大程度上能形成以内需拉动为主的、相对平稳的经济增长结构。如果农民的消费上不去,扩大内需就成问题,就会出现“两头骏马中间夹着一头瘦驴”的局面:出口很猛,投资很旺,中间的消费上不去。

  其次,要看在工业化快速发展中,农村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相对稳定的局面。我们一定是要在农村形成相对普遍稳定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我们的工业化快速发展的目标。

  再有,就是需要为农民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增收机制。

  对话者: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理事长兼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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